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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在滁州


      编成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的《古文观止》,自其行世以后,翕然风靡,脍炙人口,长期被人们作为浏览中国传统散文的规范读本,鞠育了300余年间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子。在这些被叹为观止的千古雄文中,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如日月同辉,赫然在列。
  同一作者,写于同一年份,描写同一地方相似风物,而同时被收入《古文观止》的,《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为所仅见。这种奇观,即使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只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一代文宗欧阳修思想的深邃宏博,文采的雄奇瑰丽。醉翁亭、丰乐亭这一双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因为两篇流光溢彩的美文,永远定格在了滁州的青山绿水之中,永远铭刻在了中国人文画廊的丰碑上。今天的人们,追随着欧阳修那清丽飘逸的文字,走进婀娜多姿的滁州山水,静坐于醉翁亭中,徘徊在丰乐亭畔,听泉声鸟鸣,看红树青山,依然可以感受到崇尚文治的北宋的风情万种;穿过漫漫的历史年轮,和欧阳修神交,去感悟他的英雄梦和寂寞愁,去体会滁州山水赋予他的生命意志和浪漫情韵。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其父亲欧阳观进士出身,只做过道州、泗州等地几任推官和判官,即英年早逝。此时欧阳修四岁,其母郑太夫人用芦荻在沙地上画字教他认字。“画荻课子”的典故,就出在欧阳修母子身上。欧阳修勤奋攻读,不负母望,二十四岁那年,也就是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他考中进士,被授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从此,欧阳修步入了仕途,并由此开始经历官场上的各种风风雨雨。
  欧阳修在西京留守推官任上整整三年,这个时期,他除了广泛结交文人,进行诗文创作外,作为一位意气风发的封建朝廷的官员,他时刻牵挂国家大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素有贤名的政治家范仲淹被任命为右司谏。欧阳修对范仲淹抱有极大希望,慨然写了一封《上范司谏书》,热切盼望范仲淹直言陈事,匡正时弊。可惜的是范仲淹这一次并没有能在谏官的位子上呆多久,即被贬知睦州(即今浙江建德县)。尽管如此,欧阳修并没有怕罹祸而疏远他,反而又写了一封《上范希文书》,对范仲淹之“登朝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的行为大加赞赏。这种刚正不阿,明辨是非的品质,注定了他的仕宦之途的坎坷不平。
  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重新召回京师任要职,但上任不久,即与当权宰相吕夷简产生了尖锐矛盾,又一次由京官被贬为饶州地方官。一些朝廷官员如余靖、尹洙等因支持范仲淹,亦遭贬官。一味正道直行的欧阳修当然是站在范仲淹一边的。可当时的左司谏高若讷却大拍吕夷简的马屁,公然声称范仲淹当黜。欧阳修见状,便毫不客气地写了一篇《与高司谏》,痛斥他“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也不含糊,指责欧阳修“托附有私……恣陈讪上之言,显露明奸之迹”。结果,欧阳修也被赶出京师,到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去做县令。这是欧阳修第一次遭降谪。
  到了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由于西夏的李元昊举兵犯宋,宋王朝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启用范仲淹,任命范为陕西经略安抚使。此时范仲淹想起了由于为他仗义执言而贬谪不毛之地的欧阳修,想征召他执掌书记。欧阳修却推辞了,理由是“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欧阳修之举似乎颇不近人情,然而其正直刚强的品行却可见一斑。
  经过四年多的贬谪生活,欧阳修终于被朝廷召回,继续担任馆阁校勘。到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三月,他被正式任命为谏官,十月,又任命为右正言知制诰,一时成为皇帝的近臣。此时,以范仲淹等人为首的改革派也开始了“庆历新政”。汴京城里的文化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个个风风火火。他们却并没有想到,他们太天真,也太自信。在他们看来,自己耿耿忠心可昭日月,之所以指手划脚,目的全在补天。即使有些话说得不怎么中听,也是为了让国家好起来。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种生命的自觉。可是,这种自觉,皇帝是不能够长时间的青睐的。
  由于保守势力毁谤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徒有善听谏言之名的仁宗十分害怕,他问范仲淹:“自古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吗?”范仲淹回答:“朝廷有正有邪,倘若结党而做好事,对国家有何害处呢?”稍后,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即向仁宗进献了著名的《朋党论》。这是一篇议论风发的宏文,围绕“君子不党”的传统观点大做翻案文章,曲折反复,不说君子无朋,反说君子有朋;不说朋党不可用,反说朋党可用,最后归结到一点:人君“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文学上的好文章在政治斗争中有时候却是一招坏棋。这篇《朋党论》一是触犯了仁宗的忌讳,任何皇帝都不会鼓励臣下公开结党威胁皇权;二是触犯了被划在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以外的那些官员,按照欧阳修的观点,不是君子之“真朋”,就是小人之“伪朋”,这样,改革派就在无意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对派。不久,“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等人被迫出京,欧阳修注定又一次走上了被贬之路。庆历五年八月,欧阳修被革职,远放滁州来做知州。
    告别繁华喧嚣的汴京,官船沿汴水入淮河迤逦而行,两岸柳黄霜白,满眼秋色,长空中传来几声雁鸣,凄清而悠长。尽管在远谪前写的《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中曾言明“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于一人难犯之颜”,下决心要放言直谏,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但一种莫名的惆怅感还是袭上欧阳修的心头。关山隐隐,绿水迢迢,迁徙之路本来就是孤独而荒凉的,偏又逢这萧索的秋景。
  按照从汴京到达滁州的距离,欧阳修来到滁州应是深秋时节。在欧阳修的心里,介乎江淮之间的滁州本来应是一个“舟车商贾四方宾客所不至”偏僻之地,贫穷荒寒。这样的季节一定是衰草遍地,肃杀凄凉。而展现在欧阳修眼前的滁州却是“黄叶落空城,青山绕官廨”,“晴林紫榴坼,霜日红梨丽”,如此美丽的秋景对于被贬出京的欧阳修孤寂落寞的心,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的这种传统思想对于欧阳修这样的读书人铭心刻骨。作为新上任的地方军政一把手,当务之急必然是抓治理、抓建设,尽快实现境泰民安、年丰人乐的局面。当过地方县令和中央官员的欧阳修深谙下情,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他清楚,对于滁州这样地僻物丰、民风纯朴的地方,应该为政宽简,多予少取。他在这么做的同时,又发动全城上千民工,在冬闲时用去九万多个劳动日,修筑了滁州的城墙;为加强社会治安,他亲自督率操练民兵;由于大旱,他还亲自带领百姓在柏子龙潭前娱神求雨。按照这样身体力行的行政方略治理滁州,果然第二年就初见成效了。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很得意地说:“小邦为政期年,粗若有成,故知古人不惑小官,有以也。”在这样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地方,虽不能“兼济天下”,而“独善其身”倒也可以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欧阳修心情自然好起来。
  带着欣赏的目光来感悟滁州,欧阳修很快就被滁州感动了。滁州虽然地处偏僻,舟车不行,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不失为一座历史名城。滁城西南面的琅琊山风景秀丽,有“蓬莱之后无别山”的美称。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琅琊王司马睿曾避难于此。后来,司马睿南渡建康,成为东晋元帝,琅琊山因而得名。山中的琅琊寺建于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距欧阳修时代已近300年。其间的寺、亭、井、塔,泉、台、碑、洞,互为映衬,意蕴隽永。唐代名家李阳冰、李幼卿留下的摩崖石刻震古烁今。“东晋王家住此溪,南山树色隔窗低。碑沉字没昔人远,谷鸟尤向寒花啼。”“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唐代先贤顾况的《题琅琊上方》、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对滁州山水的描述,更是让欧阳修沉醉。悠游在琅琊山中,泊舟在西涧岸边,沦落异乡、政途失意的欧阳修拥有了几分庆幸。谁能说,贬谪滁州,不是命运抛给欧阳修的另类微笑?
  词锋凌厉的欧阳修开始变了,他不求闻达,刚烈之气在不知不觉中消退了。渐渐地,他发觉在滁州当一个地方官也挺不错,首先是自由,特别是心灵的自由。这里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官场的吵闹声被千里荒原和长风豪雨阻断,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便用不着整天揣摩上司和同僚的眼色,也省去了许多站班叩头和繁文缛节。这里虽没有汴京那样高档次的红楼楚馆,却有一派充满了生机和野趣的自然山水。作为一个文化人,他天性中本来就有一种对自然的向往,那么,就扑进大自然的怀抱,展示出一个更纯真、更健全的自我吧。
  欧阳修走进了滁州西南的深山幽谷,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中去,“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唯有南风来,吹我还醒然。”几分自得,几分陶醉,又有几分悠然,大自然与作者几乎已浑然为一体,从中,我们又能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文人忘情山水的那种境界,那种情致。就是在这种境界、这种情致和滁州山水的交相辉映中,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丰乐亭、醉翁亭双双诞生了。
  关于建筑丰乐亭的缘起和目的,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说:“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远。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在给好友韩琦的信中说:“因爱其山势回抱,构小亭于泉侧。又理其傍为教场,时集州兵弓手,阅其习射,以警饥年之盗。间亦与郡官宴集于其中。”可见,修建丰乐亭缘起是因为一眼甘泉,作用是要在此会客、办公、饮茶、休息、寄情山水之乐,还要在亭前的山坡上教练民兵。
       至于醉翁亭,则是同一年晚几个月由僧人智仙在琅琊山中建造,馈赠给欧阳修,作为他为政之余休闲品茗、饮酒赋诗、与民同乐的场所。这里万峰浮翠,林壑尤美,鸟鸣泉响,石老云荒,朝暮气象变化,四时景观不同,日日来游,快乐无穷。
   欧阳修在双亭间徜徉,享受着滁州山水的美妙,同时,他也时刻想着回报这种美妙。北宋末年宋绦的《西清诗话》里曾经记载这么一个故事:丰乐亭、醉翁亭修建以后,欧阳修为了使亭边的环境变得更好,让手下判官谢缜在亭前种花,谢缜请示怎样种为好,欧阳修随即在一张公文纸上写道:“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叫一日不花开。”
  “引水浇花不厌勤,便须已有镇阳春。”欧阳修的努力很快见到成效,醉翁亭、丰乐亭畔的环境更加美好起来。“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一花一世界,一草一性情。欧阳修和自然,和山水,和树木,和花草是息息相通的,他惋惜春花被人践踏,又何尝不是提醒自己,韶华易逝,生命苦短呢?“人生行乐在勉强,有酒莫负瑠琉钟。”当作为时要作为,该饮酒时就饮酒!
  丰乐亭里从容地处理政务,醉翁亭里悠闲地饮酒赋诗,琅琊山的清泉日日流进他的心田,大丰山的白云天天擦拭他的孤独,欧阳修的人生境界变得空前旷达,心灵得到无限舒展。汴京城里那个刚烈威猛的欧阳修,成了一个悠然林下客,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出世也好,入世也罢,一切都变得不经意起来。就是在这不经意之间,中国散文史上的灿烂华章《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从欧阳修的心中流淌出来。(摘自《滁州日报》)
2008-9-15 17:12:36     浏览人次: 1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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