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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政治悬案 滁州义士刺杀汪精卫

 

1935年中国的历史上曾发生一桩政治巨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国第二国贼汪精卫突然遭人行刺,身中三枪,险些送命。当时全国各大报纸相继刊登这条特大新闻,举国震惊。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揭示真相,刺汪原来是出于几个爱国青年之手,而行刺者原是滁州人氏孙凤鸣。
结友共反蒋
  孙凤鸣又名孙凤海,1905年出生在安徽滁州市天龙池巷内。孙凤鸣幼年顽皮,天资聪明。由于家境贫寒,只读书三年。在他15岁那年,父亲因得罪当地权贵,被凭空捏造罪名,逮捕入狱。孙家家破人亡,凤鸣无依无靠,于1928年被迫离乡背井,到他乡游荡。年底,在江苏安宜结识了华克之。
  华克之,男,江苏宝应人,早年肄业南京金陵大学,曾任南京学联理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忠实的力行者。多次遭到国民党特务通缉追捕。
  孙凤鸣与华克之相识后,谈得十分融洽,两人相恨见晚,当即在安宜筹划组织抗日反蒋游击队。后被泄露,未成。两人被迫逃走。分手时彼此宣誓,立志抗日反蒋到底。
  1929年凤鸣认识了江苏姑娘崔正瑶,两人志同道合,不久结为伉俪,又于1930年一道到沪。在上海他俩住了四年,凤鸣认识了王亚樵、余立奎等人,并加入他们组织的“安徽劳工会”,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
  王亚樵(1877———1936)安徽合肥人,行次第九,人称老九,毕业于安徽优级师范学校,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时期,被委任为安徽副宣慰使。因对蒋介石阳奉阴违、拍上压下,大为不满,经常指责。“四、一二”事变,蒋介石怀仇在心,以清党为名义,多次通缉追捕。王亚樵四处躲避,一时销声匿迹。政局稍稳,又潜回上海,利用原来在上海搞工运的基础,积极组织安徽帮,广泛团结反蒋人士,从事暗杀活动。余立奎也是安徽人,淞沪战争时,曾任十九路军补充团团长,是王亚樵集团得力干将。
  凤鸣与王、余结识后,由于都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反蒋一致,加上王亚樵口齿伶俐,善于鼓动,不久凤鸣便加入安徽帮会,成为要员。
易水声激昂
  “淞沪抗战”失利,国民党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公布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此前后,蒋介石积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黑云压城,乌烟瘴气,孙凤鸣和华克之等爱国青年,对此愤懑不平,仇视当局,时常聚集在上海打浦桥法政学院东边新新南里232号小危楼议论国事,忧国忧民。从此,小危楼便成了“刺汪事件”的策源地。
  除蒋行动从何处入手?成为危楼青年的思考主题。他们设想在南京建一通讯社,以这种形式公开捕捉信息,可直入上层社会,接近蒋介石。这样以来,五步流血之举,就可以一举成功。
  然而,经济是非常有限的,办通讯社缺乏资金。这时他们想到曾在福建发动反蒋运动(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李济深和陈铭枢。华克之专程到香港会见李、陈两公。李、陈听取华克之的计划方案后,颇表赞同,认为:这是一件神圣大业,大家应该鼎力相助。随后,李、陈拿出5000元港币,托王亚樵转给华克之,作为办通讯社的经费。(当时5000元港币折合银元5150元)
  华克之回沪,通过熟人,上下疏通,很顺利地办妥了通讯社的立案手续。批准立案的时间是1934年11月。登记表上注册社长胡云卿(华克之),总务主任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部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同年11月间,一个以“南京晨光通讯社”命名的新闻机构出现了。他们标榜宣扬三民主义的实践,每天向首都报纸发稿,在公共场合,以“小中央社”自居,秘密使命没有引起官方任何人的注意。
  同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孙凤鸣前往中央党部会场,但未能找到行刺的机会。1935年8月,蒋介石自武汉抵南京,途中车速较快,孙凤鸣难于下手。两次图刺,均未得手。
  这时,香港传来消息,李、陈两公以未见其行动,认为华克等人是吹牛诓骗的等闲之辈,港币付诸东流,表示不再给予经济支持。
  华克之多方筹资,勉强维持到当年10月底,晨光通讯社的全部活动资金仅剩百来元,青年志士,决定背水一战。
  此时,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大好时机,不可错过。华克之等人便加紧进行筹划。孙凤鸣早已下了牺牲的决心,并托华克之将妻子崔正瑶送往香港。
  10月28日晚,晨光通讯社设便宴为孙凤鸣送行。华克之把一支西班牙六响左轮小手枪,亲手交给了他。华克之说:“四弟(孙凤鸣在四人中年龄最小,以兄弟相称,排行最后)此举,如能马到成功,可扭转乾坤,名芳百世”。孙凤鸣慷慨而颂《易水之歌》。
  华克之部署:先将孙凤鸣送往中央党部,有关人员随即撤离南京。门口的电线秆子上贴上招租条子,以示晨光通讯社关闭。
枪声震全球
  六中全会定于1935年11月1日召开。
  这天,早上七点,100多名中央委员去紫金山南麓中山陵。9点钟,全体委员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原来拟订的开会程序依照以往的惯例,有默念总理遗瞩一项,可偏偏被司仪漏掉,因此,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前登台致开幕词。汪的脸色苍白,声音颤抖,重复着尽是陈词滥调:“我们这几年,看见了各位同志的努力,其中如‘剿匪’之努力,已得到极大的成绩。其他建设,也得到若干成绩。但这种成绩,并不能使我们得到满意和安慰,就是因为国难并没解除,而且更加深重……,我们决心以无限的勇气,来负担这责任,以谋国难之解除”。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步出大礼堂,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蒋介石走于后,当他离开礼堂之时,即走向礼堂大门前的台阶,站了一会,观察了一番,发现秩序混乱,便转往秘书长办公室。
  委员分五排站立,汪精卫与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人均列于第一排。记者和观众在对面站满,站成半圆形,中间置立照相机和摄影机。等候多时,蒋介石迟迟不来,摄影师动手拍照,9点35分摄影完毕。
  正当委员们陆续转身走向台阶,打算登楼,参加预备会时,突然从照相机、摄影机旁,站成半圆形的记者中,闪出孙凤鸣,从大衣口袋中迅速拔出六响左轮式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立第一排转身要走的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左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骨,一枪射进后背第六、七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卫中弹倒地,现场顿时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滚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
  慌乱中,站在前排汪精卫旁的张继,迅速奔到狙击者孙凤鸣背后,将其拦腰抱住,孙凤鸣仍陆续鸣枪两发。此时,张学良随又奔到孙凤鸣身旁,举足将其踢倒。汪精卫的卫士又向孙凤鸣连开两枪,凤鸣胸部中弹倒地。蒋介石闻声下楼,走到斜躺在地的汪精卫身旁,屈着一条腿拉住汪的右手,以示关切。汪精卫一面喘着气,一面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就有你独揽大权了。”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抓住蒋介石不在场摄影这一点,和蒋大吵大闹,并对蒋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对此满腹狐疑,不知是哪路人物干出这件惊心动魄的事,故也无妥解之语。诸民谊、陈公博、张学良在旁照料,并派人打电话,通知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和外科主任沈克非,即来党部,旋有蒋介石、陈璧君陪护,将汪精卫送往中央医院。
  孙凤鸣被击倒以后,卫兵在他身上搜出几枚毫洋大角,和作为自杀剩下的一枚鸦片烟炮,说明他立誓死不求生的决心。孙凤鸣被击中要害,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医生奉命每小时注射强心针十余次,因此在尸检时竟发现身上针孔一百几十处之多。国民党当局这样做,想从孙凤鸣口中了解刺汪行动的政治背景。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内政部代理部长陶履谦、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等亲临病榻,追究指使者。孙凤鸣承受肉体撕裂的痛苦,理直气壮地申诉自己作为一个堂堂中国人应有的立场:“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趋使我刺杀的是我的良心。”
  11月1日的狙击行动,说明没有辜负战友们的重托,也没有给战友们带来耻辱,更没留下一句敌人所需要的供词。第二天凌晨,这位爱国志士平静地离开了人间,后埋葬在紫金山附近。直到现在,墓、碑俱存。
  事后,国民党立法委员楼桐荪,在法官讲习所称赞孙凤鸣是当代的爱国志士。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于1939年元旦,在国民党中央委员团拜会上曾说:“滁州姓孙的(指孙凤鸣)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指晨光通讯社成员及家属)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副总裁;如今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该为姓孙的铸一尊铜像,来纪念他”。(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悲歌传四方
  警卫人员还从狙击者孙凤鸣身上,搜出一张参加这次全会的新闻记者证,号码是“第63号”。
  事件发生当天,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由警察厅长陈焯、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负责检查。宪兵司令部和警察厅的负责人,驱车前往晨光通讯社社址陆家巷23号搜查。
  蒋介石恼羞成怒召见特务头子戴笠,严厉斥责:“人家已经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酿出这类祸来吗?限你三天,把凶手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戴笠亲自部署,带领特务,撒下天罗地网,进行搜捕,在南京闹得鸡犬不宁。
  狙击事前,华克之对晨光通讯社有关人员及家属,已做好周密撤退的安排。事发后,华本人于此日乘夜车离宁去沪,稍作逗留,即去香港张罗钞票,以安排志士们及家属的生活。七、八天后,华在香港城和道69号王亚樵家里,向王亚樵、余立奎、周世平、胡大海、王仁山、崔正瑶等人,报告了刺汪不死,孙凤鸣伤重逝世,计划失败的情况。华要求王、余筹款救济逃亡者,崔正瑶主动要求携带上海纸币1000元,由王仁山陪同,于11月15日抵沪,被华克之的妻子尹彭杰和在晨光通讯社工作的谷子丰(化名为郭梓峰),迎接到新亚酒店分房住宿,同日下午3点许,张玉华到新亚取款800元,其余200元交崔正瑶(化名王宝珍)留用。
  谷子丰下午2时许在北站被捕,禁不住严刑,招出口供,把志士名单住地全部出卖。崔、陈随在新亚酒店被捕。
  张玉华亦由南京宪兵司令部,派一位自称为秘书的王宾到沪,会同当地军警于11月16日在湖北路孟渊旅社被捕。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于11月23日在香港被捕。
  戴笠遭蒋介石的痛骂,便在崔正瑶身上发泄兽性。崔正瑶是一位美丽而坚强的女性,守口如瓶,视死如归。
  因刺汪案受牵连被捕的,尚有经常到晨光通讯社走动的、浙江武备学堂出身的项仲霖,和南京、镇江地区从事旅社业务的卢庆麒,以及曾经做过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调查委员的权允、晨光通讯社户主登记的刘书容,还有毫无关系的上海耀东医院院长傅耀东,和华克之家乡来的几个故旧,都身遭入狱之苦。
  同时,国民党特务的魔爪,还伸到海外,大肆宣传刺汪、刺宋事件,指明这些都是受王亚樵、华克之、余立奎等指示的行动。并且说,余立奎等过去曾是上海组织斧头党,专门伙结流氓、土匪做暗杀绑票工作,花60万重金,买通香港当局,将余立奎等人引渡,当作刺汪案件的主犯处理。
  王亚樵也因被捏造为暗杀主义者,通缉追捕。其实,王不是黑手党,也没有随便绑架社会人士,国民党捏造谎言,其目的在于抹杀王亚樵进行政治斗争的实质,以掩人耳目。王亚樵终因粗心大意,惨死在戴笠的暗箭之下。1936年11月30日《中央日报》报道王亚樵在广西梧州被刺的消息,身中五弹一刀。
  国民党特务乱忙一气,闹得鸡飞狗跳,而刺汪案的真正主谋人华克之,却一直行踪神秘,安然无事,就连蒋介石对他的周密安排,也敬佩得五体投地。
  在通缉追捕严密监视下,华克之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潜回上海办理善后事宜。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出生入死,为革命事业做出许多出色的贡献。他曾经神出鬼没地从上海日军仓库中,转运出五大卡车的军火;从蒋介石国防部的密室里,窃走了冈村宁次大将移交的特制军用地图;在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中,向架机起义的刘善本夫人通报平安消息,还成功地往返于延安、上海之间,充当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的信使……这位奋斗终生、令敌胆寒者,解放后定居香港。(徐 舟  江淮时报)

2008-9-15 17:24:02     浏览人次: 1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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