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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道俱·变革文风·升华境界


——解读欧阳修在滁州 
卜平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运动失败,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作为运动的推行主持者之一,欧阳修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上了一封《论杜衍范仲淹罢政事状》,后从太常知院兼任河北转运按察使任上被贬为滁州知州。  
    滁州地僻事简、疏秀的山水之美,敦厚的民俗之好,同道和朋友们的抚慰,使欧阳修渐渐地心情开朗。在滁州,他勤于政事,使百姓“乐其岁物之丰成”。在滁州,他初以“醉翁”为号,胸怀旷放,公余之暇,他歌赋咏词,抒发情感,实践和推动着他引领的北宋古文革新运动。  
    一、创作了历史上第二次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欧阳修在滁州期间,创作了大量文,散文《醉翁亭记》成就最高,被称为是欧阳修散文主体风格成熟的标志与代表作,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南宋朱熹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有这样的记载:“(欧阳公)记成刻石,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毡给用。”真正是文章一出,“天下以为模范”。《醉翁亭记》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篇具有标识意义的文章。  
    中唐以后兴起的古文运动,经过韩愈、柳宗元等大力倡导和实践,已取得很大成绩,形成散文的优良传统。但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浮靡的骈俪之文重新得势。一些有识之士,如柳开、王禹等曾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但由于过分强调“古道”,轻忽文辞,创作的作品成就不高,未能扭转文风。风行天下的,仍是讲究声韵、对偶,追求辞藻、典故的骈文。会做“时文”的人,能够登科第,扬名声,夸耀于世。当时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韩愈其人其文。这就是欧阳修后来领导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历史背景。  
    幼年的欧阳修在邻居家偶然发现韩愈的一部仅保存六卷残缺不全的《昌黎先生文集》,如获至宝,邻居家主人慷慨地送给了他。“道济天下之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以及其文汹涌澎湃的气势,深深地吸引了欧阳修。爱不释手,用心研读。早年刻苦地学习和摹仿,为欧阳修打下深厚古文根基,也为他能够创作出表率当时的古文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欧阳修的文章不仅仅是继承韩愈的文风,而是发展并创新,形成风格。苏轼评价欧文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但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迂腐,欧阳修则比较切实。而且,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又远在韩愈之上。尽管在行文之时,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气势磅礴,声色俱厉,但他那‘容与闲易’、‘不大声色’之中,也自有‘百炼钢化绕指柔’之势。”(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距欧阳修写下这篇《醉翁亭记》旷世美文,又11年后即宋仁宗嘉二年(1057),欧阳修出任礼部贡举考试的主考官,坚决地推行他的政治文学理想,黜落时文,倡导古文。尽管遭到被黜的时文高手在早朝路上围攻等风波也毫不动摇。由于考场文风的变化,也对整个社会文风的变化起着导向作用。不久,由他倡导要平澹典要文风的努力,收到切实的效果。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在欧阳修的实践和领导下取得了最终胜利。在变革文风的过程中,欧阳修自己努力创作,发挥表率作用,而且团结同道,选贤荐能。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曾巩,苏轼、苏辙、王安石、程颢、张载等等都是经欧阳修识拔和培育,因而形成这次古文运动的主力军。  
    我以为,流传欧阳修改《醉翁亭记》文章的故事,是宋人用故事通俗形象地强调醉翁文章看似平澹典要,实与他对自己创作精益求精是分不开的。欧阳修常常把写成的文字,“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可以属思而耳”。他对写文章从不敢大意,“虽作一二十字柬,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欧阳修十七岁开始应试科举,曾先后两次被黜。但是为这块敲门砖,曾潜心学习骈体文,在语言文字上的声律音韵方面下过很深的工夫。欧阳修始终强调作文时,对题材的取舍剪裁要意深言简,有高度的概括力,在艺术表达上则要写得生动形象,于含蓄中富有褒贬,即“简而有法”。  
    《醉翁亭记》所表达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雍容和雅,进退从容的境界是天衣无缝地写心之所。其意境、意象,让后人永远想象、体会、推研、探索不尽。欧阳修的这篇文章从此使滁州琅琊山醉翁亭具有永恒的魅力和面向四海召唤的魔力。  
    二、升华了朝廷贬官来到地方执政的新境界  
    欧阳修和范仲淹、富弼等都是当年推行庆历新政的主持。他们是被指为“朋党”的人。范仲淹是“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是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正是欧阳修所赞成的,所以出来替他说话,写下脍炙人口的《朋党论》,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  
    关于道,欧阳修在文章《尹师鲁墓志铭》中强调尹师鲁为人之“大节”在于“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从这看欧阳修的“道”,就是为人的“大节”。在文章《与尹师鲁书》中说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议事时,感慨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乃到贬所,则睮睮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睮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他警戒朋友余靖,切莫撰写悲伤埋怨的文章。这既表明欧阳修自己的志气和理想,也说明欧阳修希望在逆境中思想境界上更高于屈原、李白、韩愈等前贤。  
    欧阳修声称:“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又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他的学生曾巩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欧阳修的文章体现了真正的儒家精神。  
    众所周知,《醉翁亭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对这位“饮少辄醉”的醉翁,“太守之乐”的深层潜台词,古人早已有所领悟。欧阳修的同僚、战友富弼曾写诗:“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谪客容。公年四十号翁早,有德亦与耆年同。”清代过珙指出:“有无限乐民之乐意,隐见言外。”如果将欧阳修写《醉翁亭记》与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间、历史背景,以及两人的道德思想基础作对比,就可以发现两篇文章的相通处。因此,欧阳修所谓的“乐”与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怀有相通之处,且含隐着与范仲淹一样的忧乐观。  
    景三年(1036年)欧阳修因越职言事,挥笔写下著名的《与高司谏书》,被贬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期间,欧阳修开始广泛接触下层人民生活,深入了解社会弊端,开拓眼界,坚定志向,改变了过去的一些浪漫生活态度,为后来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定的思想基础。清代有诗曰:“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  
    综前所述,再贬滁州的欧阳修,已是他人生政治抱负、文学理想日臻成熟时期。文为心曲,他大量的诗文,都是他施政心迹,为人之道。  
    庆历八年(1048)闰正月十六日,欧阳修离开滁州,徙知扬州。行前作诗《别滁》: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在以后的岁月中,“丰乐山前一醉翁”总时常眷念着滁州。 

(来源:人民政协报2007-8-27  卜  平)

2008-9-15 17:29:27     浏览人次: 1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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